二、宗族与乡社
即使没有绅士阶层的有意抵制，单一的保甲制度也不能渗透到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乡村社会呈现着高度分散居聚和闭守隔绝的状况。许多地区乡村的自然单位甚小，根本无法按照十进制的保甲系统统一地“整合”起来。如乡宁县，“统计合境多至千村，而百家之聚，十无一二，数十家之聚，十无五六，或十数家，或数家，竟有一二家为一村者。”①在临县，民户与村庄之比竟为4:1,“……按籍而稽仅得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三户，每户丁壮不过一人，而村庄已占一千一百九十九。若不问丁户，而但言村落，鲜有不惊为繁剧者。盖山僻之区，业农为本，凡有可耕之地，随在营窟而居，以便耕凿而谋衣食，故所谓十家村者实居多数，通邑足百户者，除城而外，不过数村而已”②。因此，在大多数地区，数百户以上的大村，或百数户的中村所占比例甚小。
面对“散居之户不成村镇者，难以历举”④的现实，清王朝一意推行的保甲制度在高度分散的乡村社会中，事实上很难步调一致地贯彻下去。这不能不导致保甲制度在一些地区类同虚设，“甚至户绝则本甲受其困，甲绝则本里被其殃”⑤。因此，甲村不合，人村分离的情况多有存在。如雄县，“今则生齿日繁，迁徙靡定，往往一村而分隶数社，且有社甲系本境，而其人久徙他境者”①。再如邯郸，“近乃有社名在东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由是窜社跳甲弊端以起，非立法之意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