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新一代的人成了全镇的栋梁和精神，学画的学生们长大以后，纷纷离开了。她们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们带着颜料盒和单调的画笔、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到她那儿去。自从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也就永远地关闭了。当全镇实行免费邮递之后，唯独爱米丽小姐拒绝让他们在她家门上订金属号码牌和邮箱，她始终不听他们的劝告。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了，我们看着黑人的头发越来越灰白，背也越来越驼了，依旧提着购物篮出出进进。每年十二月，我们寄一张纳税通知单给她，但总会在一个星期后被退回来——无人认领。我们偶尔能在楼下的一个窗口见到她——很显然，顶楼已经被她封闭起来了——她就像神龛里不完整的雕塑，我们说不清她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们。就这样，一代又一代过去了，她始终——高贵、宁静、怪僻、乖张。
就这样，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栋遍布灰尘、阴暗无比的房子里，她病倒了，只有颤颤巍巍的黑人侍候她。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病了，我们早就放弃了从黑人那里打听什么消息。他从不与人交谈，或许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好像因为长期不用，变得嘶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