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透露了新得到的线索，并请求吴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信中，夏皮罗吸取了当年威廉·弗利企图让中国人出资邀请的教训，特别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接信的吴新智觉得夏皮罗作为一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虽已年逾古稀，却主动要求到中国寻找“北京人”，还甘愿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来做差旅费。不管对方掌握的线索是真是假，有多少可疑的漏洞；也不管寻找的结果如何，仅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足以令人感动。相比之下，某些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问心有愧的。因而，吴新智先在一些相关的环节做了前期辅垫工作，然后将此情况正式向研究所和科学院打了报告。
吴新智在办公室向作者讲述往事后手拿正在研究的头骨模型留影（作者摄）
在得到各方同意后，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为夏皮罗发去一封邀请函。
因有了中科院的邀请函，夏皮罗的中国之行基本已成定局，为尽到地主之谊，更有效地配合对方查证搜寻有关“北京人”的各种线索，吴新智开始物色陪同夏皮罗的人选。北京方面，由本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参加；天津方面，想到的是自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就当时的天津自然博物馆人员而言，黄为龙对“北京人”的发掘、丢失等情况比其他人更为熟悉，若由他出面陪同夏皮罗进行此事，效果会更好一些。因而，吴新智亲自给天津市自然博物馆馆长黑延昌打电话，除了请黑氏注意做好夏皮罗的接待工作外，建议最好由黄为龙作陪。如此一番上下左右的忙碌，中国方面不仅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安排。